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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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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英

2016-08-30    点击数:829    作者:zwk

 

     李英(1939  ),徐市树弄村人,就读徐市小学。1961年从华东化工学院有机系化学制药专业毕业后,到中科院上海药物研究所当研究生。1966年研究生毕业,留所工作至今。1981年至1982年在美国斯坦福大学作博士后研究。曾任上海市卫生局第一届、二届药品审评委员会委员。现任《中国药学年鉴》编委委员,中国药学会上海分会药物化学学会委员。

1967年春李英参加了全国组织的疟疾防治药物的研究。为研制青蒿素类抗疟新药,她带领工作小组在这一领域奋斗30个春秋,根据探索结果,提出了合成青蒿素三类衍生物的方案,并合成了蒿甲醚等化合物。通过全国大协作,完成了它的药理、毒理和临床研究,制成的新药,效果超过了奎宁和其他国外新药。我国的研究成果公开发表后,立即受到世界卫生组织(WHO)的高度重视,在重复了我们的实验室和临床研究的结果后,承认青蒿素类抗疟药是世界上最好的抗疟药。目前,蒿甲醚注射液已在30多个国家注册销售。1995年蒿甲醚被载入国际药典,这是首次被收录的我国独创药物,为我国的药品进入国际市场开创了先例。蒿甲醚的研制成功,先后获得上海市重大科技成果二等奖、第六届全国发明展览会金奖、“求是”基金会杰出科技成果集体奖、国家发明三等奖。

为了探索青蒿素化合物的其它新用途,李英设计、合成了多种类型的青蒿素衍生物,并作了广泛筛选。目前已发现一些青蒿素类化合物具有抗肿瘤、抗艾滋病及其相关病、局麻、免疫调节和植物保护作用。已申请6项专利。在国内外杂志上发表论文30多篇。完成了国家自然科学研究基金项目“15-14C标记青蒿素的合成”外,正在进行国家科学基金项目“青蒿素的抗疟作用机制”研究。还承担了“八五”国家、中国科学院重大科技项目的研究。除此之外,她研究的“抗心率不齐新药常咯啉”获全国科学大会和上海市重大成果奖,“脑功能改善药阿尼西坦”获上海市科技进步奖。

 

【附录】《女研究员李英:破译青蒿素“密码”》

在很多有关“五二三”的照片里,身材娇小的中科院上海药物研究所研究员李英,很难引人注意。然而,正是她用柔弱的肩膀,挑起了改造青蒿素分子结构的重任——创造出了抗疟功效更好的蒿甲醚。

关键时刻,小女子挑大梁

213日,记者专程从北京赶往上海采访李英。当记者为因故迟到1小时而表示歉意时,她报以一串爽朗的笑声,连称“理解”。

眼前的李英,一头花白卷发,两条微微上扬的鱼尾纹,微笑中带着一丝腼腆,眼神中透着执着与坚韧。

19675月,28岁的李英被告知参与“五二三”项目。40年过去了,当年领导做的“战前动员”,李英依然记得:同志们,因为疟疾,南方的稻子熟了没有人去收割;因为疟疾,边防军战士爬到树上瞭望的时候,突然疟疾发作,掉下来,死了……

“疟疾的凶险和危害性让我体会到,自己的工作关系到人民的生存,关系到社会主义大生产和国家的安全。”说到这里,李英停了停,眼睛盯着记者:“你们这些年轻人可能不理解,我们那一代人当时就是这么想的……那一刻,我感觉到肩上的担子很重,恨不得马上研制出新药来。”

1972年,改造青蒿素分子结构、研制功效更好的抗疟新药,已经被摆上议事日程。在一次会议上,“五二三”办公室一位领导找到李英,问是否愿意接受青蒿素分子结构改造的任务。李英一口就答应了下来。“现在回想起来,自己那时胆子真大。”回忆往事,68岁的李英颇多感慨。

“妇唱夫随”,攻克难题

后来,李英还真的成功改造了青蒿素分子结构,合成出第二代的青蒿素类抗疟药蒿甲醚。这中间,她丈夫吴毓林也立下了不小的功劳。

在接到“五二三”任务的那一年,李英与中科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的吴毓林共结连理。从结婚开始,夫妻两人似乎就和青蒿素有了不解之缘。

当时两人的爱巢只有14平方米。在家里,两人谈论最多的话题就是业务上的事情。1973年,吴毓林和另外几位研究人员开始测定青蒿素的化学结构。由于青蒿素化学结构非常特殊,两年过去了,只解析出一部分。

19754月,李英来到四川成都,参加“全国‘五二三’中医中药座谈会”。这次会上,北京的一位代表报告说,在另一抗疟成分鹰爪素里,发现含有过氧基团的倍半萜。这是一种非常少见的现象。李英听后受到启发:青蒿素会不会也含有过氧基团?

一回到家,李英就兴奋地把这一信息告诉了吴毓林。第二天,吴毓林和同事马上开始做实验,结果证实了青蒿素也含有过氧基团。不久,青蒿素的结构式得以测定。

有了青蒿素的结构式,李英和同事就可以动手做分子结构的改造了。经过各种药理试验,合成了蒿甲醚等系列化合物。蒿甲醚不但抗疟效果高于青蒿素,而且油溶性很大,可以制成针剂,对抢救危重疟疾病人非常有利。李英就这样完成了领导下达给她的任务,也为日后他人研制更加高效的抗疟新药——复方蒿甲醚,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这都是各个地区、各个研究环节通力合作的共同成果。对于外界来说,‘五二三’项目是秘密的,但在内部,大家都是为了同一个目的,信息互通,资源共享。否则,在这么短短几年的时间内合成出蒿甲醚,是不可能的。”说起“当年勇”,李英谦虚而又理智。

逝去的小生命带来的触动

“五二三”立项以后的二三十年里,由于种种原因,很多人员转行,李英却是例外,一直从事青蒿素的研究。她为何这么执着?

这要从李英当年在疟疾疫区的所见所闻说起——

19737月,李英带着沉重的使命感和战胜疟疾的坚定信念,告别了家人与刚出生3个月的小儿子,来到福建山区,参加抗疟新药常咯啉的临床试验工作。当时他们工作的内容是,在农村选择一部分疟疾病人,服用常用抗疟药——氯喹,其他病人服用常咯啉。3天后复查血样,再跟踪回访28天,对比研究治愈率和复发率,统计分析毒副作用发生情况。

在疟疾疫区,李英亲眼看见疟疾夺去群众的生命。有一天,同事都出去回访病人,李英留守医疗站。这时,来了一个妇女,怀里抱着一个患了疟疾的婴儿。李英一看孩子,心顿时揪了起来。婴儿只有两个月大,脸色发黄,奄奄一息。李英马上给婴儿取血,想通过显微镜观察血样中疟原虫的数量,以便判断婴儿的病情。当她在婴儿耳垂上取血时,挤出来的却不是血,而是淡黄色的体液。在显微镜下,根本找不到一个红细胞。李英知道,疟原虫已把婴儿红细胞全都吞噬了,婴儿除了留着最后一口气,其实已经死了!

自此,李英开始对农村群众多生孩子的想法多了一份理解:在孩子健康难以得到保障的情况下,一个家庭多一个孩子,就会多一分希望。逝去的小生命给了李英最大的触动,她暗下决心:要和疟疾战斗到底!

还有一件事,让李英对传统抗疟药氯喹的毒副作用,有了更深切的体会。那是一个晚上,李英正与村民们一起看露天电影,广播里突然播出:“有人自杀,医生快去救人。”后来李英才知道,自杀者身亡的根源是过量服用毒性很大的氯喹,也弄清了农村赤脚医生严格分发氯喹的原因所在。

又一个生命逝去,李英更加意识到了自己工作的重要性。

   

“救命药”吃出一生机缘

李英1939年生于江苏常熟,六岁时得过脑膜炎。当时,父亲请来一名老中医给她看病,发现她僵直的小身子已变得硬梆梆,连忙说:赶快请西医,可能还有救。于是,西医来了,开了新上市的磺胺药。好在当时常熟有卖,李英逃过一劫。

九岁时,李英又染上伤寒,在床上躺了一个月,不能吃东西,靠中医调理,才慢慢地好起来。

李英据此认定,是药救了自己两次生命,所以自己长大以后也要研制更多的药,救治更多的人。

与化学结缘,对李英来说,纯粹是个巧合。1956年,李英高中毕业参加高考,由于不愿离家太远,就与几个同学一起报考了离家较近、位于上海的华东化工学院,最终如愿考取,并如愿选择了制药专业。

在大学5年间,李英学习刻苦,成绩优异。1961年毕业时,被保送到中科院上海药物研究所读研究生,毕业后留所工作。

1966年“文革”开始了,科研单位的工作受到冲击和影响,科研人员被批为“修正主义苗子”。但李英是幸运的。“五二三”于1967年立项后,李英就成为其中一个项目的研究人员。“当时,‘文革’对我们承担的‘秘密军事任务’干扰不多,因为国家为我们提供了特殊的工作环境和条件。很多人说‘文革’浪费了他们十年时间,但是对像我这样承担‘五二三’任务的人来说,并不是这样。‘文革’结束后不久,我们的研究成果也已经出来了。能够比较顺利及时地完成了党和国家交给的任务,我很欣慰。”对“五二三”在“文革”期间给自己带来的便利,李英一脸的满足和感激。

人潮渐去后的坚守

自从将青蒿素分子结构进行改造并合成蒿甲醚后,李英深深地迷恋上了青蒿素。因此,在“五二三”项目中断后,青蒿素研究已人潮渐去,但李英至今仍在继续致力于青蒿素衍生物的研究与开发,续写她与青蒿素的故事。

近些年,李英经过大量实验研究,发现青蒿素类化合物还有其他医疗用途。因此,她非常关心自己的发现,能否被人关注跟踪,能否在临床上得到验证。

李英合成的蒿甲醚,在1987年被批准为抗疟药后,1996年又被批准为血吸虫预防药。尽管如此,李英带领她的研究组,仍然继续合成新的青蒿素类化合物。她和同事发现,这类化合物除了能治疗寄生虫病外,还有免疫抑制的作用,有望用于红斑狼疮、类风湿等的治疗。最近,在研究青蒿素类化合物抗肿瘤活性方面,李英又有了新的进展。

“青蒿在我国许多地方都能生长,可以说每一年都可以大量地采集提取。这些都是上天赐给我们的,我们应该好好利用起来。青蒿素这个分子本身也很特别,我觉得它就像一个取之不尽的矿,别人开采到一定程度就走了,而我就一直在这个矿里继续挖掘,期望它能有深一层的利用价值。”

在李英的办公室里,到处都是可供查阅的资料和书籍。李英对记者解释说,她最近正在编写一本科技专著,书名是《青蒿素研究》,目的是比较完整地再现抗疟新药研究的各个环节,介绍近年来青蒿素各方面的研究进展。李英几乎倾尽一生心力研究青蒿素,现在她要把青蒿素的成长史告诉人们。

问:青蒿素的发明取得了巨大成功,您说那是集体的成果。那么,您怎么看待集体科研成果中个人的价值?

答:当年为了研究“五二三”,我们大家的精神状态都特别好,感觉这是党、国家和人民的需要。后来成果出来以后,知道能挽救这么多人的生命,又多了一分自豪感。

在青蒿素类抗疟药的发明过程中,个人作用虽然不可缺少,但没有必要去特别强调。我读书时家庭经济比较困难,上大学不但是公费,每个月国家还发给我12.5元的伙食费,国家培养了我,我回报国家是份内之事。    

问:个人荣誉,您难道真的一点都不在意?

答:开始研究“五二三”项目的时候,大家都是一头扎进研究里,无暇去想什么个人荣誉。集体合作少了哪一环都不行,成果自然不能归结在一个人的身上。非要把集体的贡献、作用变成自己一个人的,那是有违历史事实的。

问:最近,复方蒿甲醚与杂交水稻、汉字激光照排和人工合成牛胰岛素,同列为中国当代“新四大发明”,对此您怎么看?

答:对“新四大发明”,我还是刚听说。社会对这些科学成果的关注,一定程度上能唤起国人对原创发明的热情。复方蒿甲醚能被评上,说明社会在进步发展,有人看到了我们为研制青蒿素类抗疟药做出的努力。现在,社会上还有很多人认为,给科研项目投钱,就像硬币扔到水里,连个响声都没有。这是一种浮躁,太现实了。很多科研项目没有成功,科研人员也就默默无闻。即便有的人成功了,为国家做出了贡献,但他们先前付出的心血和汗水,人们知道的并不多;有的科研人员在实验室做了一辈子研究试验,最后还是没有做出什么惊动天下的发明创造。而这种付出和结局,社会几乎是永远看不见的。

问:香港科技大学化学研究员理查德·海恩斯教授说,发明青蒿素类抗疟药的人,应该被授予诺贝尔奖。但因为受益人难以确定,所以很难选择出谁具有被提名的资格。您怎么看待这些问题?

答:青蒿素类抗疟药是一个很多人经过多年艰苦奋斗取得的世界级医药成果。2004年初,泰国国王颁发2003年度“玛希顿亲王奖”时,我也去了。与以往只奖励个人的惯例不同,这次的颁奖对象就是中国青蒿素类抗疟药研究集体。作为一个已经退出历史舞台的人,我认为个人能否获奖、获得哪种奖项,并不重要。最为关键的是,只要青蒿素类抗疟药能为国家带来荣誉,带来财富,能够为世界民众尤其是穷人抵御疟疾,维护健康,这就已经足够了。